东北师大考前培训教你交响乐的回顾与现状
一、交响乐引入我国
我国很多的发明比欧洲早。我国人发现十二平均律(即是十二个半音),比欧洲早一百多年,声律上应当是很领先的,惋惜没有十二平均律音乐著作。编钟十二个半音都有,虽不那么准,可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。我国人很了不得,在以农业为主的荒野年代,能有那么多的发明,阐明咱们的祖先十分了不得,但咱们这子孙就不那么好了。我国音乐曩昔也是很了不得的。稽康古琴弹得好,《广陵散》、《梅花三弄》,慷慨激昂,从那时起,就有给知识分子听的音乐了。和他们写的诗词歌赋相同,是很难明的,思维境界达不到必定高度,不会有这个。
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端,欧洲开端起步,我国那时是元朝。马可波罗到我国来,看见我国了不得,遍地是黄金,比起欧洲确实是领先得不得了。乾隆三十五年,欧洲发生了产业革新,一起呈现了交响乐。德国十八世纪中开端有交响乐,俄国是十九世纪中,比德国晚了多半个世纪。俄国在十九世纪开端时也有人写了很多交响乐,可拿谱子一看,不过是学德国人,模仿莫扎特,即是没人家写得好。后来,俄国出了格林卡,开端用俄罗斯的曲调写歌剧,但写作方法仍是摆脱不了德国人、意大利人影响。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,呈现了俄罗斯五人集团,这五自个就了不得了,开端有了俄罗斯个性。同年代的还有柴科夫斯基,著作是国际一流的。如今在音乐界里,德国人和俄国人不相上下。
我国十九世纪还没有看见过管弦乐队是啥样的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,按外国教习来构成军乐队,派人到德国学习,往后有了我国最早的乐队。给慈禧太后奏的曲子竟是《马赛曲》,老佛爷听了特快乐,还赏了银子,但她并没听懂曲子的意义。往后树立新军,都有铜管乐队。北伐后,有些人赋闲,就只好为婚丧嫁娶助兴了。
其时我国海关不自主,总税务司是英国人,叫赫德。海关有钱,搞了个乐队,据说有弦乐。清朝末年,派八旗子弟学学器乐,有学拉提琴的,后来傅仪在长春树立宫殿乐队用的即是这些人。
知识分子搞乐队从五四时开端。北大的肖友梅是音乐传习所的所长。他从莱比锡取得音乐博士学位回来后,就想在我国办交响乐队。北大为何办传习所呢?清朝时上大学的都是老爷,有听差服侍,欠好好上学。下学往后打麻将、赌钱、看戏、嫖妓女。蔡元培为整理校风搞课外活动,音乐传习所即是这么发生的。后来搞了个乐队,在中心公园(现中山公园)中山堂举办星期音乐会,由肖友梅指挥,常演奏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。乐队有多大呢?我看过一张照片,有十三自个,带瓜皮帽、穿马褂、穿布鞋、布袜、扎绑腿。周围搁一架钢琴,坐着个外国人,叫嘉祉,是犹太人。乐器不全或声部不可都由钢琴补上。文革时个别队员还在,如今全过世了。
上海租界有一个工部局乐队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办的,最初是军乐队。十月革新后,有很多俄国音乐家来到我国。到了一九二○年,因国际大战,很多音乐家跑到东方来。他们的水平适当高。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,很富贵。那时影片是无声的,每个影片院都有小乐队。
其时有个意大利有名的钢琴家马里奥-帕器(中文姓名梅百器)来上海游览,他是个赌徒,赌输了,分文不名,走不了了,只好留下来给上海工部局构成管弦乐队,搞音乐会,在上海南京路中段路南的市政大厅表演。每星期天都有免费音乐会,从下午开端到黑夜,听众也来去自由。
这个乐队有些队员水平适当高,有个拉小提琴的叫亚历山大-辛茨伯格,二十年代末到美国,一向任费城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,后来自个也成了指挥。上海去的!算得上是上海人的荣耀了。
三十年代希特勒排犹,又给上海送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。有个拉大提琴的,叫克劳斯,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。他除了手里的大衣和大提琴,啥都没有,来上海要饭来了。其它还有柏林来的著名小提琴教授威森伯格(奥尔的同学)、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阿德勒(战役后回到奥地利,仍为该乐团首席)、巴杜施卡(库茨维斯基乐团的成员)。他们为我国培育了一大批优异的弦乐演奏家。
因而,我国的交响乐工作要谢谢这些外国人。由于欧洲战役、十月革新、后来德国排斥犹太人,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,他们把我国的音乐教育给展开起来了。他们有的把后半生献给我国,是有功的。要是没有他们,我国的交响音乐还需求很长时刻。
二、“土”与“洋”的争辩
建国往后,全国建立了很多音乐学院,并建立了交响乐团,但如何表演仍是个疑问。其时有人提出“不能老演外国的,要以演我国的为主”,--怎样个为主法?它没著作!我一九五七年回国时,我国著作大概就十几个,我一月演一个,第二年还得演这些。外国著作则能够在贝多芬、勃拉姆斯等著作中换来换去。这么一来招来很多阻力。有很多人曾一度主张“撤销交响乐”,斗争很杂乱。1965年摆布,曾流传一个“三十而立”的故事:音乐家从小拉提琴,到三十岁时,被迫改行拉二胡了!帝国主义要打倒,但外来的文明不能说即是帝国主义的文明,咱们能够学。但彻底做洋奴,全盘西化,也是不可能的。我国有很多好的东西,有很多思维豪情,不都是坏的。我国几千年的文明,给这个民族添加了很多好的东西,有的作为糟粕给除掉了。外国有很多是好的,也作为糟粕给拒绝了,是不对的。咱们应当把全国际好的东西继承下来。
一九六一年,全国开了一个音乐家、舞蹈家会议,预备批评“崇洋”,把咱们几个认为是“崇洋”的都安排在一天讲话。他们也过分了一点:着重只要民族的才是国家需求的,外国的不可。咱们如今对立修正主义,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。贝多芬?贝多芬即是资产阶级,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维,怎样对立修正主义?没法对立。他们还提出标语说:往后搞“洋”的和搞“土”的不能坐在一块儿,不能等量齐观。首先是民族的,然后才是搞“洋”的。到我讲话时,我跟他们干了一仗,我说:好!不能等量齐观。往后再开会,你们都坐下,我站着,或许我坐地下!但是,你不能不让我革新。你不能做假洋鬼子,不许我革新,咱们用外国乐器也能够革新……。后来又有人说了:这学“洋”的人本来是要革新的,他觉得“洋”这东西极好,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因而就入虎穴了。入了往后发现虎穴也还极好,看看山君也不错。但山君不论那套,一口把就他吞进去了。进去往后觉得山君肚子里的六合也还挺能够,就在山君肚子里说话。知道的是你在山君肚子里说话,不知道的以为山君在说话,你变成山君了!
我接着说:为了把外国技能学到手,虎穴仍是要入的。不能由于怕被山君吃了就胆小鬼不进去了。只要有马列主义装备起来,山君就吃不了你了……。通过一番争辩,总算打一个平手。最后周扬支撑咱们,他在作结论时说:谁说搞“洋”的和搞“土”的不能平行作业?都是同志嘛,搞洋搞土即是分工不相同嘛。怎样会不能等量齐观呢?不能搞封建嘛。我如今说话的这个话筒不即是洋的嘛?要不必这个我拿个大喇叭跟你们说话你们听得见吗?
1991年,中心召集文艺界的一些人评论文艺疑问。有位著名作家就说:咱们我国人就要宏扬我国文明(这话没错),有些外国东西,拿来咱们我国人也不喜欢也不明白,这东西咱就应当不要!这时,我就起来讲话说:“我干的这个交响乐,即是外国的,不是我国的,它也…也是对比难明的!但是我觉得……”我这还没说完,江泽民赶忙接过话说:“是!对!交响乐不是我国的民族文明,但是它是地球上人类所发明的最好的文明的珍宝。咱们我国人也是地球上的人类,地球上的人类应当承受地球上所发明的好的东西。”(粗心如此,不是原话。)
三、我国音乐人才辈出
我国如今尽管还不能算是出产小提琴的强国,但也不是弱国。从数量上看,在国际上我国的小提琴产值是对比高的,从广州、沿海,一向到北京、天津和东北的营口、沈阳、哈尔滨,处处都有小提琴作坊,很多的小提琴工厂现已变成我国的一个工业系统。我国的小提琴制造有个特点:做好了就出国!到外国往后,弄了一个洋牌子,粘在那儿就成外国琴了(众笑)。很多人买了琴往后,以为买了啥外国好琴,拿回来一看:--北京造的!当然,还有一部分我国人是专门做好琴的,他们很多曾在国际竞赛上得过奖,在国外卖一把琴卖出千把美金并不算回事。我国制造高级小提琴的才干仍是很强的。因而,我国是个小提琴工业国。
我国人在小提琴演奏方面也适当超卓,很多人在国际竞赛上获奖,很多人得到头奖、金奖。例如吕思清取得帕格尼尼奖,胡坤也赢得弗莱斯奖、巴黎奖等等。不论是得榜首或第二等奖,我国人能参与国际竞赛,自身即是很不简单!我国现已变成一个有名的小提琴手发源地。国际奖的名单中经常能够发现有我国人的姓名。
很多外国音乐校园的学生,自身不情愿拉琴(多苦啊,成天拉,累死啦!),那里的教授们跑到我国来观赏时,大教授天然要遭到本地校园的期待。他们手中拿着一大批助学金,从本地表演的学生中挑选了很多人到美国和欧洲。本来,这儿边很多人现已适当不错了,现成的!国内有些年青音乐家在国内出不了头,到国外成了名师的学生,能够有表演的时机,因而也有很多人得奖。一起,如今有一些小孩儿,中学还没结业就出国,在加州承受培育,管吃管住。将来学生得了奖,教师脸上也有光!(教师有光,他只教了后半截,前半截都是我国人教的!)
我国音乐不是没有人。昨天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,其间有很多我国孩子。多伦多的我国人体现出了适当有水平的演奏!其间有两个弹钢琴的,有一个拉小提琴的。那个小提琴拉得适当适当好,把拔了尖的难著作,拉得拔了尖的好!
全国各地有八、九个音乐学院,而各省都有艺术学院,其间设有音乐系。国家培育音乐人才的途径很多。培育有人培育,但表演没人管。学生结业后,要是不分到专业集体,他就没有活干。分到专业集体后,又有很多疑问。有人演交响乐了,还得有人听。有人演没人听,更难过!英雄无用武之地,所以人才外流啊!他不外流怎样办?在国外有人听音乐会,在国内没人听。国内有广大群众听不到音乐,只要北京、上海这么的大城市才有音乐会,其它城市就没人管了,也没时机去人表演,捂上两年,这些青年人的专业不就荒废了?
人才外流疑问吵了好几年了。音乐界人才外流很厉害,年青小提琴手不等大学结业就退学出国。怕比及结业不让出国。后来爽性,中学结业往后也不上大学了,直接出国。到国外能够学,还能够作业。而国内则只要教育安排,没有作业安排。作业安排都遇到以上说到的疑问。
四、我国音乐工作面临变革
如今,国内有从事西洋歌剧表演的“中心歌剧院”,还有表演我国歌剧的“我国歌剧舞剧院”。后者表演过歌剧《白毛女》、舞剧《宝莲灯》、《雷锋塔》等。芭蕾舞的表演则归为“中心芭蕾舞团”。如今,国内正热闹着预备改组,有人主张将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兼并,变成“国家歌剧舞剧院”(不叫“中心”了,“中心”这词在国内很大,在外国就不值钱了)。如今国内对改组的疑问有很多争议,改组就意味着精简人员,费事很大。
在办理方面,苏联、捷克、东德的办理方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没啥两样。我国不相同,曾经有一段时刻是搞政治挂帅,党的领导。如今,办理方法需求用艺术规范进行变革。如今咱们都对比趋向一致的是,要通过考核,要树立合同,依据每人才干定立等级,水平不可的就不要。中心乐团有五百人,本来两百人就足够了。这么疑问就出来了:水平不可的到哪儿去啊?那三百人也不能赶到街上去。终究谁是好的?谁来划这条线?谁敢?划得精确不精确?这都是疑问。
“四人帮”刚破坏往后,我国交响乐搞得适当好。在一九八○年,咱们一年干了二十年的活。中心乐团从建团二十年后,表演了二十套节目。而八○年一年搞了二十六套。前二十年中很多外国著作不能演,这二十六套节目中全国际不论啥门户的,现代派的、高难度的都演了。咱们表演了最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著作,十二音系统的著作。早年表演一场观众只要一半人。表演都是送票。后来我说:不可,就卖票!送票的人他欠好好听,坐在那里说话。花钱买票了往后他就好好听了,要不然他对不住他买的票……。公然,后来的表演作用十分好。我就感觉到我在表演时,观众和我相同,在后面仔细听,进入了心情,连他们的呼吸、叹息都和我在一起!这种心情反馈到台上往后,我也得到一种传染,我也就来劲儿了!我一来劲儿,乐队也就来劲儿了,下边就更来劲儿了!有这种心情上的相互传染,那才叫表演!正由于这么,“发烧友”替代不了表演。
听唱片过程中,互相没有沟通,真实的表演是唱片、录音永久替代不了的,由于台上、台下有照应。不仅是音乐,话剧也是这么。老舍的《茶馆》,我每次在剧场里看十分感动,但在电视里看同一场的录像就不可。影片也有这疑问,尽管拍得更仔细,表情和台词都对,但假如演员的心情不是一口气下来,就不能令人感动。现场中虽有念错词等缺点,但它是实践的感觉。我买唱片、录音带通常都买live recordings,现场虽有杂音,有咳嗽,但不要紧,那也比剪来接去的强。剪接的音乐没缺点,完好。但它的音乐是死的,不是活的。
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咱们是上去了,但是其时物价也上去了,而咱们薪水没有上去。我国的交响音乐面临新的疑问,其时呈现的新鲜业务:盒式带。我国也由此加入了“音响国际”。我国其时没有轻音乐队,也没有摇滚乐队,录音多是交响乐队队员。录音一场是好几十块钱,而交响乐队表演的一个月最高只要八、九十块。咱们的人不出国的,就在国内录音,不去录音而只拿国家钱的就吃不饱。我曾经是全团薪水最高的,后来咱们都去录音,我成了全团最低的。搞轻音乐、摇滚乐,给歌星配乐,能够收入很高,每月通常有几千或上万的收入。搞交响乐,往那儿一坐,贼难啊!吭哧吭哧地练,指挥“挺横”,还受气,原先只能拿几十块,如今收入也仅仅一千摆布,与几千的盒式带录音收入不能比。所以他没有心思好好给你练基本功,因而表演质量降低,一起由于练新著作难度大,表演节目改动削减。
今日表演“柴科夫斯基第五”,过了一个月往后,新的没时刻练,仍是得演“老柴第五”。“柴五”、“德八”(德沃夏克第八)变成乐团长时刻的曲目。外国交响乐队一年表演的节目三年往后才干再重复,而咱们上个月演过的节目这个月就得演,这么怎样能行?表演质量的降低和场次的削减,使得观众热心降低。咱们在一九八四年时,中心乐团表演场场客满。接连表演贝多芬九首交响乐曲时,观众熬夜排队买票。到了八六年时到了极点时,挣钱的对立就开端呈现了。八六年去香港、美国表演过往后,意图达到了,咱们也就想歇息歇息了,质量也就降低了。观众总听“柴五”,也就油了,没有豪情沟通,然后转向了“发烧友”,很多地买古典音乐唱片。音响工作发展起来了,交响音乐表演工作遭到丢失。
九三年往后,江泽民召唤公司赞助交响音乐。排练、表演给钱了,尽管收入赶不上录音,但也有必定作用。表演频率添加了点,节目也比曾经多了一些。但如今呈现另一疑问:观众不买票。演勃拉姆斯,观众不来听。演“蓝色多瑙河”、“拉特斯基进行曲”、“新年序曲”、“梁祝”等浅显交响乐著作,这些能够。如今音乐会老是这种,咱们叫“堂会”,--资本家出钱,他们卖票,请了一批人听。其他交响乐著作打入社会就得赔钱。如今的行情大概是:二十万块钱排十套节目,一套节目演两场。但是,曾经最受期待的是大学,大学出不起钱。只要咱们从资本家(不是,应当叫“公司家”)那里拿来钱,到大学表演。情愿这么做的公司家不多。期望咱们将来在国外、国内公司中作事时,能给咱们“吹一吹”,促进公司支撑交响音乐的发展。
另外,一个五百人的音乐集体,还没变革好。拿了钱来往后,给谁不给谁若仍按原来的大锅饭的方法来分就不成了,无底洞!后来有的单位捐钱时提出请求:钱只给表演音乐会,而且只给表演质量高或表演新著作的音乐会。后来咱们想出了“基金会”的方法,由基金会援助表演。基金会中有一个艺术委员会,都是内行。支撑质量好的表演。其时国内要建立基金会很艰难,上一年只同意了两个基金会。咱们利用“通天干部”给国家领导写信,总算批了下来。基金会有了,但是没钱!拼了命找人凑了两百万,仅仅够注册基金(没有两百万不能注册)。注册往后再也找不到钱了。因而往后的活动只能从两百万中开销,要是这些钱也出光的话,这基金会就成疑问了!
今年,面临国内弦乐四重奏现已绝种的情况,基金会决定在八、九月份举办一个四重奏竞赛。往后也将对一些好的表演给一些赞助,但给得不可。言而总之,如今国内的交响音乐正在一个艰难期间。曾经是政治挂帅,对交响音乐有很多政治上的请求。如今这些没有了,仅仅请求把艺术搞好。但是把艺术作为中心,实现艺术领导,如今还有很大艰难,由于没有钱。尤其是如今老的一代主干都退了,我当了艺术顾问,韩中杰、严良坤也都已退了下来。乐队没有指挥,从海外请指挥又需求很多钱。我的一个学生谭利华,指挥得不错,如今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团长兼总指挥,中心乐团真实不可了就把他借来,把他弄得成天忙得要死。
我国的交响乐队在国际上是很不错的,现已是国际水平。但是它的排练、表演都很不正常。外国的音乐集体规则了每周每天的排练、表演时刻,一年的日程都排出来,每自个自个都极好安排,观众也罢安排。而咱们则是今日不知明日干啥,定了方案也时常被外来的录音时机所突破。
中心乐团不时为各种音像制品、海外歌星或影片录音。如今很多影片是由中心乐团录的音。假如不是中心乐团的,就很可能是“散装乐队”(即是从中心乐团找几个队员,广播电台找几个,再从歌剧院找几个构成的乐队)。构成散装乐队就能够给队员现钱,不必给乐团团部交钱。这些乐队的召集人还有一外号,叫“棚头儿”,--录音棚的“头儿”。每个“棚头”有自个的一套班子,一有录音的时机,他就打电话到各团叫人。他们召唤力很大,叫到张三李四,就乖乖去了。李四在团里拉榜首小提琴,让他在“散装乐队”拉第二提琴,他乖乖地拉。但是团里要是搞变革,让榜首小提琴改拉第二小提琴,他就要闹心情。乐团团员在外边给录音棚录音,时刻长了要延,能够加钱,没疑问。录音完了,到外边等车,大冬天刮着旋风,车老不来没事,要问冷不冷?“不冷!”可假如是中心乐团官办的录音,还没到两个钟头呢,就嚷着:“唉,指挥,马上,还有四十分钟,你那还多少段儿呵?还来得及来不及?”就催他了,就得快点,质量就得低点了。录完音到外边等车,“谁联络的车?荒谬绝伦!”就骂起街来了。要是棚头,就不敢骂,怕下次不让来了。乐团假如定了合同,按资本主义的方法,领导即是棚头,那他们就没辙了。
乐团有多年来的大锅饭、铁饭碗,吃资历。如今怎样变革?就国内的国情动身,搞以艺术为中心的现代化交响乐办理,这一关欠好过。但过了这一关,咱们我国乐队进入国际一流是没疑问的,水平在那摆着呐。小泽征尔说过:“中心乐团有很多演奏员到很多国际榜首流乐团都是称职的”。当然仍是有很多不称职的,没方法,咱铁饭碗,没辙!
我的主意是,我国如今必须拓荒表演工作,这是解决人才外流疑问的关键。如今在我国只要北京、上海有音乐会。傅聪81年回国内时,想住在北京,以北京为基地。但是在北京开了三场音乐会,然后到上海相同搞三场,就没戏了。其它城市,如南京、广州、郑州、沈阳等,听众少,没有表演时机,他只得走人。青年指挥汤沐海、邵恩在国外很忙、很受期待,但若回来,三个月轮一次,只能演奏《蓝色多瑙河》、梁祝、柴五,乐团团员在外面处处录音,你怎样团结人家?
我是怎样喜欢上音乐的?国际榜首歌王夏里亚宾来北京表演时,票价六块袁大头,即是看了国际日报的半版宣扬我就去了。他35年到北京,36年逝世,到如今成了我终身的荣耀。听了一次,觉得不错,然后听唱片,听音乐会,就变成音乐迷了。所以关键是要培育听众,文明部应当有人专搞遍及宣扬,有方案、有步骤地逐渐展开表演工作,安排巡回独奏表演,费用并不高。关键是要不断斗争,我是处处游说,宣扬交响乐,全国各地走了20多个城市。我国太大了,把工作搞好不是一句话的事,自怨自艾也没用。
五、音乐与人生
为何要听严肃音乐?人的日子是多方面的,人要日子,脑筋也要活动,不能光读书,光谈生意经。还该想想怎样才叫人,怎样样活,活着干啥,活着要像人样,对得起自个,做自个该做的工作。听音乐能够把人的精神状态搞对了,让大家更爱这个国际、更爱日子、更爱人类,活着更像人样,活得更有兴趣,精神上、豪情上更有寄予,让国际更美十分好。
作曲家写著作写的是自个对日子的了解。贝多芬年代的德国支离破碎,腐败黑暗,他受法国大革新的启蒙,期望改动实际,他的音乐散发出火相同的力气,催人奋进,豪放向上。音乐给人以启示。巨大的作曲家的思维、豪情十分敏锐,他能看到咱们凡人所没发现的疑问,特别是音乐家,当面骂都不知道他骂谁。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即是个比如,苏共中心也拿他没辙。老肖挨过好几次批,他是个有良知的音乐家。现代派的著作,我通常地不喜欢,但像肖斯塔科维奇这么的作曲家,尽管用现代音乐语言,他的著作会把你的心掏出来。而现代日子、现代社会,不那么美,不能用莫扎特来歌颂,它即是冷的、严酷的,让你承受。
我1953年到苏联,看到苏联贪婪众多,处处拍马屁,很不顺眼。斯大林53年春逝世,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十交响曲》年末在咱们校园公演。怎样回事?交响曲怎样这么压抑啊,榜首乐章苦楚、压抑、阴暗得让人喘不过气来;第二乐章狂飘,像疯了相同,快;第三、四乐章……总觉得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描写。第二天上课,有人说好,我听不出好来,觉得没法了解,又欠好说谎。在苏维埃社会处处充溢阳光,我是懂音乐的,社会主义应当充溢阳光,不能这么低沉,这儿怎样没阳光?教师就笑。
57年回国,音乐家协会请我介绍老肖的第十交响曲,我把总谱翻开,剖析呀,解剖呀,写笔记,做报告,没说好也没说坏,主要从形式上剖析。过了一些日子,反修了。批这个,批那个,我一揣摩,这老肖啊,肯定是修正主义。他看着社会主义不满意,所以人家看着是充溢阳光,他觉得是黑的。但这么想,心里也没想必定,也迷糊。后来文明大革新,我当黑帮了。批苏修,我就把老肖当修正主义了,他的交响乐就体现了苏联是修正主义的,很多人跟着贴大字报,我也拥护。75年我就觉得不对劲儿,开端忧国忧民了;76年总理死了,这下完了,我那时说话不注意,人家现已开端对我关怀了。怎样办呢?我就在家自个先拾掇拾掇吧。随手翻出了老肖第十的总谱和自个的剖析笔记,看了起来。这时才发现老肖太巨大了!他1953年就看到了我此时此地所想的。看完了,和洽兄弟谈起老肖。
不是修正主义吗?咳,老肖巨大啊,巨大的修正主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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